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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時報【陳碧芬】對於國際事務的新聞報導，總是要拉點和台灣的關係，報導內容才有機會引起民眾的共鳴，不會只淪為（別人的）「國際新聞」。每年一度的全球學界桂冠諾貝爾獎揭曉時，經常是經濟學獎項最容易引起媒體的青睞。或許是因為較貼近從庶民出發的社會學、或許解釋了金融市場謎題。然而，每當得獎名單在北歐瑞典上午公布，換算時間是台灣的傍晚時分，正是新聞媒體的發稿高峰，記者要在極短時間內弄懂得獎者的學術研究，實在是不可能的事，因此第一時間的即時新聞，都會直接譯寫諾貝爾獎基金會的新聞稿，接下來，各家記者開始用力打聽得獎者和台灣的關係。諾貝爾經濟學獎並不屬於諾貝爾遺囑中所提到的5大獎勵學術領域，而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•諾貝爾經濟學獎（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），被廣泛認為是經濟學的最高獎，回推1969年首次頒獎給挪威學者Jan Tinbergen（1903－1994）、荷蘭學者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（1895年－1973年），以表彰兩位提出的「經濟分析中動態模型的發展和應用」。適逢第50周年的今年，由印度裔美國麻省理工學院（MIT)教授班納吉（Abhijit Vinayak Banerjee）、法國裔同校教授杜芙若（Esther Duflo）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克雷默（Michael Kremer）以「減緩全球貧窮問題的實驗性方法」共享殊榮。情況十分明顯，諾貝爾經濟學獎頒了50年，從來沒有華人得獎過，更何況台灣學者。那麼，得獎消息揭曉當下，媒體到底在問什麼「和台灣有關」的訊息？最簡單的提問，前三題大概是：1.認識得獎者嗎？有來過台灣嗎？2.台灣學者有沒有人和他們有關係？特別是師生關係，3.評論一下得獎的理由。台灣媒體的快食個性，在這次獎項揭曉時，得到最大的慰籍。由於台灣大學經濟系主任林明仁與班納吉和杜芙若兩位得獎者在MIT有過研究交流，又是得獎者著作《窮人的經濟學：如何終結貧窮？》（Poor Economics: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）中譯本書序作者，多家綜合媒體得到初步訊息，自我衍生對台灣的政策批評，就快快「結案」，也沒有了後續。實際上，沒有見諸媒體的訊息，包括另一位得獎者克雷默的哈佛大學同班同學之一，是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紀志毅，克雷默也曾在2017年來台參加中研院士王平舉辦的學術研討會，班納吉和杜芙若都曾答應過要來台學術旅行，卻一再改期。而三人得獎的研究理論「隨機（田野）實驗方法（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）」，被包括台灣在內的多數傳統經濟學界，排拒在主流經濟學之外，甚至對於「貧窮」的研究議題相當生疏。一如全球經濟學界最大社群留言版economic job market rumours，在獎項揭曉後湧現的留言，對於得獎者及其研究酸言酸語，批評這是史上最糟的組合、最爛的議題、最不現實的研究成果，還有人說，只是為了挑選出一位女性獲獎，評審委員會眼中還有那些排隊數十年的老教授們嗎？2012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歐洲聯盟（EU），當得獎消息揭曉時，我正在北京人民大學參加兩岸歐盟學術研討會，當場所有歐洲研究的兩岸學者莫不為此消息振奮，深感諾貝爾基金會想要賦與超過60歲的歐盟組織，一個全新的未來定位：超脫戰後的歷史包袱，用整合共識擘劃下一個甲子。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，也給50歲的自己一個「創新」的開始，讓新生代學者依循個人實際經驗衍生為研究理論的第三世界發展、女性表現、行為發展經濟學等，大步超車傳統的數學經濟、計量模型和金融貨幣學，連得獎新聞稿和研究論述都第一次搭配圖畫，而不是過去充斥的數學公式，這般已然開展的歷史斷層線，對於疏離國際學術研究社群網絡的台灣，才是更需關注的重點。